阿茲海默症診斷正歷經根本性轉變。傳統僅依臨床症狀與影像判斷，其準確率僅約60–70%，導致誤診與延誤治療。如今，診斷核心已移向「生物標記為基礎的臨床–生物學模式」：類澱粉與tau PET、腦脊髓液（CSF）以及新興血液檢測，能將準確率提升至90–95%，並成為抗類澱粉單株抗體治療（如donanemab、lecanemab）使用的基礎。
重要提問
Q1. 鑑於近期抗類澱粉蛋白藥物的發展，阿茲海默症的診斷思維經歷了何種根本性的轉變？
Q2. 文章預示的下一波診斷革命是什麼？它將如何改變目前的臨床實踐路徑？
Q3. 在現今的專家記憶門診中，一個典型的、基於生物標記的診斷流程（patient journey）包含哪些核心階段？
Q4. 傳統上阿茲海默症的病程被視為單一模式，本文如何挑戰此觀點，並呈現哪些不同的疾病軌跡？
Q5. 對於高齡（oldest-old）患者，在使用生物標記進行診斷時，本文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臨床考量與潛在限制？
Q6. 除了生物標記技術的進步，本文揭示了在將新診斷模式推向臨床應用時，存在哪些根本性的系統性挑戰？
New landscape of the diagno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文獻出處
背景
定義的演變：阿茲海默症（AD）的定義正處於動態演變中，目前在臨床實踐中，它被視為一種由認知功能障礙，並伴有其核心神經病理學標誌（β-類澱粉蛋白斑塊與 tau 蛋白神經纖維纏結）的生物標記證據所構成的疾病 。
傳統診斷的局限性：傳統上僅依賴臨床評估和腦部結構影像的診斷方式（如：內側顳葉萎縮）特異性不足，其準確度約為 60-70% 。
生物標記的革命：分子生物標記（包含 PET、腦脊髓液 CSF 及血液檢測）能夠在活體中特異性地標示出 Aβ 與 tau 蛋白病理，將診斷準確度提升至 90-95%，並允許更早期的診斷 。
治療驅動的必要性：隨著抗類澱粉蛋白藥物（如 lecanemab, donanemab）在多國獲批，治療前透過生物標記確認 Aβ 病理已成為強制性要求，這正在加速改變全球的臨床診斷實踐 。
詞彙表（Glossary of Terms）
認知障礙的精確定義
失智症術語的系統性批判
生物標記的技術規範
臨床情境下的流行病學（Epidemiology in clinical settings）
阿茲海默症的發生率與盛行率
發生率：在歐洲，65–74歲族群的臨床診斷阿茲海默症失智症（未使用生物標記確認）年發生率為 每千人年 3.4 例，之後每十年大約增加 3–4 倍，至 ≥85 歲達 每千人年 36 例。
盛行率：2021 年全球失智人口 >5700 萬，其中 60–70% 為阿茲海默症或混合病理。預測到 2050 年將近 三倍增加，主因為人口老化、總人口增長與風險因子流行。
生物標記推估（2023）：
確診阿茲海默症失智症：3,200 萬人
MCI 伴隨阿茲海默症病理：6,900 萬人
總數：1.01 億具認知障礙的阿茲海默症患者
認知正常但生物標記陽性者：3.15 億人（遠超過臨床病例總和），將成為未來預防重點族群。
性別與族群差異
女性盛行率較高：部分原因為壽命較長，但生物與社會文化因素交互影響尚未釐清。
族群差異顯著（多來自美國資料）：
非裔美國人 ≥64 歲：發生率 27/千人年
白人：19/千人年
亞洲裔：15/千人年
差異多與 心血管風險因子 與 社會健康決定因子 有關。
診斷準則與臨床延遲
診斷一致性問題：2011–2021年間四套生物標記診斷準則，在同一臨床人群中的診斷結果一致率僅 57%，導致 43% 病人診斷不同。主要差異來自對 類澱粉與tau權重 與 臨床症狀必要性 的不同設定。
診斷延遲：患者從症狀出現到確診的平均時間約 20–50 個月。
血液生物標記的潛力：若能在初級照護結合認知篩檢，有望大幅縮短診斷延遲
認知功能變化的軌跡 Trajectories of normal cognitive ageing and Alzheimer's disease
異質性的認知軌跡 (Figure 1)：本文強調病程並非單一模式，而是存在至少三種不同的認知下降軌跡：
自體顯性 AD 突變帶因者（紅色箭頭）：發病早，認知功能在 40-50 歲左右迅速惡化 。
APOE ε4 帶因者（紫色箭頭）：認知衰退的起始點與速度介於中間 。
非 APOE ε4 帶因者（綠色箭頭）：發病最晚，病程進展相對最緩慢 。
模型比較：此模型以「患者為中心」，呈現的是認知軌跡，並納入了 biomarker 陽性但從未出現認知障礙的個體 。這與舊有的、以「疾病為中心」的「Jack’s curves」模型（僅描繪 biomarker 的變化）有本質上的不同
診斷演變與病人旅程（Evolution of diagnosis and patient journey）
傳統診斷模式的限制
症狀為基礎：過去診斷主要依靠臨床症狀與排除其他病因。
影像學與神經心理測驗：如 MRI 顯示內側顳葉萎縮、神經心理測驗顯示記憶缺損。
問題：缺乏特異性，與血管性失智、Lewy小體失智、額顳葉失智等病理常重疊。
生物標記導向的診斷革命
第一階段（Wave 1）：臨床病史、認知快篩、功能與行為評估。
第二階段（Wave 2）：排除可逆性原因（譫妄、甲狀腺異常、缺乏維生素 B12、藥物副作用）、MRI 或 CT 排查腦部結構異常。
第三階段（Wave 3）：生物標記確認（血液、CSF、PET） → 建立「臨床–生物學診斷」。
病人旅程（Patient journey）
症狀出現：患者或家屬注意到記憶下降、日常功能障礙。
初級照護：多數患者先就診於一般科，往往僅接受基本血液檢查與簡短認知測驗。
轉診專科：若懷疑失智，轉介到神經科或記憶門診，進行神經心理測驗與影像學檢查。
確診延遲：在許多國家，從首次症狀到確診平均 延遲 20–50 個月。
導入生物標記：若能在初級照護端導入血液生物標記，可及早識別高風險患者，加速轉診與治療啟動。
診斷不一致性問題
多套診斷準則（2011–2021 間提出的四套）：
在同一人群中的一致率僅 57%。
意味著 43% 的患者診斷可能因所採準則不同而不一致。
差異來源：
是否將類澱粉與 tau 都納入必要條件。
是否要求臨床症狀與功能障礙同時存在。
臨床實務轉向
診斷的焦點正從「確認失智」轉向「確認病理」。
抗類澱粉治療使「類澱粉陽性」成為藥物給付的核心門檻。
診斷流程逐漸制度化為 三段模式，確保患者在治療決策前獲得一致且透明的診斷。
阿茲海默症的臨床分型與表現（Clinical phenotypes of Alzheimer’s disease）
傳統典型表現
記憶主導型（amnestic AD）
最常見，佔阿茲海默症大多數病例。
初始症狀為情景記憶受損，隨後影響語言、定向力與執行功能。
病理學上與內側顳葉（尤其是海馬迴）受損相關。
非典型臨床亞型
語言型（logopenic variant AD）
特徵：詞彙提取困難、句子重複障礙。
常與左頂顳葉萎縮與類澱粉、tau 病理沉積相關。
視覺–空間型（posterior cortical atrophy, PCA）
表現為視覺–空間處理困難，如辨識物體、閱讀或導航問題。
病灶主要在枕頂葉。
額葉表現型
表現類似額顳葉失智（FTD），包含人格變化、衝動控制障礙、規劃與判斷力下降。
但基礎病理可為阿茲海默症。
臨床異質性
同一患者族群中可出現不同亞型，顯示阿茲海默症並非單一臨床表現，而是光譜性疾病。
臨床亞型往往與病理負荷的分布相關，例如：
海馬優勢型 tau 病理 → 記憶主導型
頂葉 tau 病理 → 語言或視覺–空間型
同時強調 多重病理共存（類澱粉+血管+Lewy 小體）使臨床表現更加複雜。
臨床–生物學整合診斷的重要性
依靠症狀可能導致誤診，特別是非典型亞型常被誤判為 FTD、PCA 或語言障礙。
生物標記（PET、CSF、血液）可協助確認阿茲海默症病理，提升診斷準確率。
未來方向：
建立臨床–病理–生物標記的綜合分類法。
為臨床試驗與治療選擇提供更精準的分型基礎。
診斷流程中生物標記的角色（Role of biomarkers in diagnosis）
生物標記的重要性
過去僅依症狀與影像診斷，特異性有限。
生物標記可直接捕捉病理變化，將診斷準確率提升至 90–95%。
新診斷模式：臨床–生物學診斷，即結合臨床表現與病理確認。
類澱粉相關標記
PET（Amyloid PET）
可視覺化腦中類澱粉斑塊沉積。
優點：特異性高，可明確區分 AD 與其他失智症。
缺點：昂貴、可及性有限、部分國家未納保險給付。
CSF（腦脊髓液）檢測
減少的 Aβ42 與 Aβ42/40 比值 → 類澱粉沉積指標。
屬於臨床標準方法，但侵入性高、患者接受度有限。
Tau 相關標記
Tau PET
直接影像化神經纖維纏結，與臨床症狀相關性更強。
可用於分型（記憶型、語言型、PCA）。
CSF p-tau 檢測
p-tau181、p-tau217 為可靠指標。
可早期檢測 tau 病理進展。
血液生物標記
革命性進展
p-tau217 / Aβ42 比值的準確率已接近 CSF 與 PET。
2025 年起，部分檢測（如 Lumipulse G pTau217/Aβ42 Plasma Ratio）已獲得 FDA 核准。
臨床價值
有望縮短診斷延遲（20–50 個月 → 幾週至數月）。
適合初級照護使用，協助轉診分流。
若廣泛應用，可減少 80–90% PET 與 CSF 檢測需求。
限制與挑戰
族群差異：大部分研究來自非西班牙裔白人，跨族群適用性仍需驗證。
解讀需搭配 pre-test probability，避免過度診斷或誤判。
神經退化相關標記
MRI
評估腦萎縮，尤其是內側顳葉。
雖非 AD 特異，但可排除其他結構性病因。
神經纖維絲（Neurofilament light, NfL）
血液與 CSF 中皆可測量，代表神經退化程度。
缺點：不具 AD 特異性，僅能做進展或預後追蹤。
多重病理與混合診斷的挑戰
高齡患者常同時具有類澱粉、血管病變、Lewy 小體、甚至 TDP-43 病理。
單一生物標記不足以涵蓋所有情境。
臨床應用需整合多重檢測與臨床判斷。
臨床實務意涵
抗類澱粉治療（如 donanemab、lecanemab）給藥前，必須確認類澱粉陽性。
生物標記不僅用於診斷，也影響治療決策、保險給付與病人管理流程。
血液檢測普及化將重塑診斷地景，從專科轉向基層，並可能推動「早期篩檢」策略。
綠色 = 正常，紅色 = 異常或下降/上升
| 疾病/狀態 | MRI（神經退化） | Glucose PET（代謝異常） | DAT SPECT/PET（黑質末端損失） | Scintigraphy（心臟交感神經去神經化） | Amyloid PET | Tau PET | CSF/血漿生物標記 |
|---|---|---|---|---|---|---|---|
| Normal | 結構正常 | 正常代謝 | 正常 | 正常 | 陰性 | 陰性 | Aβ42/40 正常，pTau 正常 |
| AD（阿茲海默症） | 內側顳葉/海馬萎縮 | 頂顳葉葡萄糖低代謝 | 正常 | 正常 | 陽性（Aβ 沉積） | 陽性（隨病程累積） | Aβ42/40 ↓，pTau ↑ |
| FTLD（額顳葉葉變性） | 額葉/顳葉萎縮 | 額顳葉低代謝 | 正常 | 正常 | 陰性 | 可能陽性 | Aβ42/40 正常，pTau 正常 |
| LATE（邊緣系統優勢 TDP-43 病理） | 海馬/顳葉萎縮 | 顳葉低代謝 | 正常 | 正常 | 陰性 | 陰性 | Aβ42/40 正常，pTau 正常 |
| DLB / PDD（路易體失智 & 巴金森病失智） | 輕度結構變化 | 皮質與基底核低代謝 | 黑質異常 | 去神經化異常 | 陰性 | 陰性 | Aβ42/40 正常，pTau 正常，α-syn SAA 異常 |
請在這裡輸入血液生物標記的最新進展與臨床整合（Blood biomarkers and clinical integration）
為何血液生物標記重要？
可及性高：抽血比腦脊髓液（CSF）檢查更容易接受，也比 PET 更經濟。
潛在影響：能將阿茲海默症診斷從專科中心延伸到初級照護端，縮短目前平均 20–50 個月 的診斷延遲。
成本效益：若廣泛使用，可減少 80–90% 的侵入性或昂貴檢測需求。
主要檢測指標與技術
p-tau217
敏感度與特異性最佳，能區分阿茲海默症與其他失智症。
與 tau PET 與 CSF p-tau 高度相關。
Aβ42/40 比值
減少代表腦內類澱粉沉積。
搭配 p-tau 可進一步提升診斷準確性。
複合指標
p-tau217/Aβ42 比值：表現優於單一檢測，接近黃金標準。
其他新興標記
GFAP（星狀膠細胞反應）、NfL（神經退化） → 可用於預後與進展追蹤，但非特異於阿茲海默症。
最新臨床發展
美國 FDA 已核准 Lumipulse G pTau217/Aβ42 Plasma Ratio（2025）。
已有商業化產品能達到臨床應用標準，並開始進入醫療機構與專科記憶門診。
多國啟動研究，將血液檢測納入初級照護策略，用於：
高風險患者的第一線篩檢
協助轉診決策
篩選臨床試驗受試者
臨床整合的挑戰
診斷門檻與 cut-off 值：不同實驗室、族群、平台間需標準化。
族群差異：目前多數數據來自非西班牙裔白人，亞裔、非裔與拉丁裔的適用性尚需驗證。
假陽性與過度診斷：認知正常但生物標記陽性者眾多（約 3.15 億人），臨床意涵不完全清楚。
臨床決策風險：可能導致「醫療化」（medicalisation），增加心理壓力與醫療成本。
未來展望
血液生物標記可能成為「第一道篩檢工具」，在初級照護或社區層級即能識別高風險個體。
與影像（PET）與 CSF 的關係將逐漸轉為「確認工具」而非「首要工具」。
在臨床實務上，需與年齡、症狀、APOE 基因型、共病因素整合，形成 多維診斷演算法。
有望重塑阿茲海默症診斷的「可及性」與「效率」，推動從 病理驗證 → 公共衛生層級的早期偵測。
臨床實務挑戰與未來展望（Clinical practice challeng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臨床實務挑戰
診斷標準缺乏一致性
不同準則（NIA-AA 2011、IWG 2014、NIA-AA 2018、AAIC 2021）對 AD 定義與生物標記使用的門檻不同。
同一人群中診斷一致率僅約 57%，造成患者診斷差異與臨床混淆。
多重病理共存
高齡患者常同時存在類澱粉沉積、血管病變、Lewy 小體或 TDP-43 病理。
單一標記不足以涵蓋複雜情境，需多模態檢測與臨床整合。
族群差異與公平性
目前多數研究樣本來自非西班牙裔白人，少數族群數據不足。
不同族群在 cut-off 值、假陽性/假陰性率上可能差異顯著，影響全球推廣。
醫療資源分配
PET 與 CSF 在多數國家受限於成本與可及性。
即使血液標記成本較低，若無保險給付，仍可能造成健康不平等。
醫療化與心理負擔
大量認知正常但生物標記陽性的人群（約 3.15 億人）該如何處理？
若無對應治療策略，可能造成焦慮、標籤化與資源浪費。
未來展望
血液標記成為第一線工具
有望在初級照護即進行篩檢，協助轉診與治療決策。
將 PET 與 CSF 角色轉換為「確認工具」。
多模態診斷策略
結合血液、影像、CSF、生理訊號與基因，形成個人化演算法。
例：年齡 + APOE 基因型 + 血液生物標記 → 計算個人化風險分數。
診斷與治療整合
抗類澱粉單株抗體治療已進入臨床，診斷即是治療的門檻。
未來治療可能包含 tau 抑制劑、抗發炎藥物，診斷需同步擴展到 tau 與免疫標記。
公共衛生策略
將 AD 視為「慢性病」管理，早期識別高風險族群並進行生活型態干預。
若能將血液檢測納入社區層級，可推動預防性健康計畫。
數位與 AI 輔助診斷
人工智慧可整合多模態資料（影像、認知測驗、血液檢測）提升準確性。
遠距醫療與穿戴式裝置可能成為未來診斷流程的一部分。
全球協作與標準化
需要國際共識來制定診斷 cut-off 值與流程。
臨床試驗需涵蓋多元族群，以確保診斷工具普遍適用。
結論（Conclusions）
診斷場景的根本轉變
阿茲海默症診斷已從單純依靠臨床症狀與影像，轉向以 生物標記為核心的臨床–生物學模式。
新的診斷模式不僅提升準確率，也直接影響治療進入點，特別是抗類澱粉單株抗體的應用。
血液生物標記的革命性角色
p-tau217 與 Aβ42 比值等血液檢測，展現與 PET、CSF 相當的準確性。
可望使診斷流程下沉到初級照護端，並縮短 20–50 個月的診斷延遲。
廣泛應用可減少 80–90% 的侵入性與高成本檢測需求。
臨床挑戰需正視
多套診斷準則導致診斷不一致（僅約 57% 一致率）。
高齡患者常見多重病理共存，使解讀複雜化。
不同族群的驗證不足，存在健康不平等風險。
如何處理大量認知正常但生物標記陽性者，仍是一大倫理與實務挑戰。
未來方向
需建立國際標準化流程與 cut-off 值，確保不同族群診斷的一致性。
臨床應逐步發展 多模態診斷策略，結合血液標記、影像、CSF、基因與 AI。
阿茲海默症應被納入慢性病管理框架，透過公共衛生政策將診斷與預防前移至臨床前期。
總體意涵
阿茲海默症診斷正處於歷史性轉折：
從「僅能確認病理」走向「治療決策的核心工具」。
從「專科中心」走向「初級照護與社區」。
此轉變不僅是醫療科技的革新，也將深刻影響患者、家庭與整個醫療體系。
個人感想
診斷從「臨床症候群」向「臨床-生物學實體」的根本性轉變已成必然
過去我們憑藉豐富的臨床經驗，輔以認知評估和影像學，盡力做出「最可能」的診斷，但心中總有 30-40% 的不確定性。如今，Aβ 和 tau 生物標記的普及，將診斷準確度推升至 90% 以上。特別是隨著抗類澱粉蛋白藥物的核准，生物標記從「研究工具」變成「治療必備條件」，這是一場不得不接受的診斷模式轉移。對於我們臨床醫師而言，這意味著診斷不再是純粹的臨床藝術，更是基於精準分子證據的科學決策。
血液生物標記，特別是 p-tau217，是診斷普及化的「遊戲規則改變者」
高品質的血液 p-tau217 檢測能大幅減少約 80-90% 的確診需求，並有望將診斷權限下放至基層醫療，讓更廣泛的患者群體及早獲得診斷，這是實現早期介入、提升照護品質的關鍵一步。
阿茲海默症的「異質性」已奇被生物標記來證實，需更精細的臨床管理
解釋：文章中的 Figure 1 生動地描繪了不同遺傳背景下（ADAD、APOE ε4、非 ε4）的認知衰退軌跡差異，以及共病理和隨機因素的影響。這印證了我們在臨床上觀察到的現象：即便診斷為 AD，每個患者的病程、症狀表現和對治療的反應都有顯著不同。這提醒我們，即使有了生物標記，也絕不能將 AD 視為單一模式的疾病。未來的治療和管理需要更個性化，不僅要考慮分子病理，還要考慮患者的遺傳背景、共病情況和生活方式，這對醫師的全面評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重點問答
Q1. 鑑於近期抗類澱粉蛋白藥物的發展，阿茲海默症的診斷思維經歷了何種根本性的轉變？
阿茲海默症的診斷已從傳統依賴臨床症狀的「症候群診斷」，演變為一個必須整合分子病理證據的「臨床-生物學實體」（clinical-biological entity）診斷 。過去，臨床診斷的準確度約為 60-70%，最終確診需待死後剖驗 。如今，透過 PET影像、腦脊髓液（CSF）等生物標記，我們能在活體中直接偵測到 β-類澱粉蛋白（Aβ）與 tau 蛋白的病理變化，將診斷準確度提升至 90-95% 。此轉變的關鍵催化劑是 lecanemab 與 donanemab 等抗 Aβ 單株抗體藥物的出現 。這些藥物的治療資格嚴格要求需有 Aβ 病理的生物標記證據，使得分子層級的精準診斷從過去的「研究工具」轉變為臨床治療的「強制性檢查」
Q2. 文章預示的下一波診斷革命是什麼？它將如何改變目前的臨床實踐路徑？
文章預示的下一波診斷革命，將由高精準度、易於取得的血液生物標記（blood biomarkers）引領，特別是血漿 p-tau217 。這項技術將根本性地改變現行診斷流程。目前，確定性的分子診斷高度依賴昂貴、侵入性或設置地點有限的腦脊髓液（CSF）穿刺與 PET 影像掃描 。研究顯示，高品質的血液檢測在預測腦中類澱粉蛋白與 tau 蛋白病理的準確性上，已能媲美甚至超越 CSF 檢測 。臨床應用上，血液標記可作為有效的第一線篩檢工具，預計能將需進一步接受 CSF 或 PET 確認的患者數量減少約 80-90% 。這不僅大幅降低了診斷成本與患者負擔，更有潛力將診斷場景從專科記憶門診，拓展至基層醫療單位，顯著提升全球診斷的可及性與效率 。
Q3. 在現今的專家記憶門診中，一個典型的、基於生物標記的診斷流程（patient journey）包含哪些核心階段？
根據本文整理的歐洲專家共識，記憶門診的診斷流程主要可分為三個功能性階段（Waves） 。
第一階段（Wave 1）：初步評估與篩檢。此階段涵蓋詳細的病史詢問、認知功能篩檢、以及功能與行為評估 。目標是初步判斷患者是否存在客觀的認知功能障礙，並形成早期的症候群診斷與病因假說 。
第二階段（Wave 2）：鑑別診斷與症候群確立。透過完整的認知功能測驗、常規血液檢查與腦部結構影像（MRI 或 CT），排除譫妄及其他次級或可逆性的病因 。此階段的目標是確立患者的臨床症候群（如：失憶型、語言型），並根據臨床放射學特徵，提出更具體的病理學假說（如：懷疑為阿茲海默症或額顳葉型失智症） 。
第三階段（Wave 3）：病因學確認。此階段利用分子生物標記（如血液、CSF 或 PET）來證實或排除第二階段提出的病理學假說 。這是實現精準「病因學與生物標記基礎診斷」（Aetiological and biomarker-based diagnosis）的關鍵步驟 。
Q4. 傳統上阿茲海默症的病程被視為單一模式，本文如何挑戰此觀點，並呈現哪些不同的疾病軌跡？
本文透過整合遺傳學與生物標記的數據，明確指出阿茲海默症的病程並非單一路徑，而是存在顯著的異質性。文章中的圖表（Figure 1）描繪了至少三種不同的認知功能下降軌跡 ：
自體顯性阿茲海默症突變（ADAD）帶因者：這類患者的類澱粉蛋白級聯反應（amyloid cascade）啟動得非常早，認知功能在 40-50 歲左右便會急劇下降 。
APOE ε4 基因帶因者：作為散發性阿茲海默症最強的遺傳風險因子，這類患者的認知衰退軌跡介於前兩者之間，通常在 70-80 歲左右進入明顯的認知障礙期 。
非 APOE ε4 基因帶因者：即便這類個體的生物標記轉為陽性，其認知功能衰退的起始年齡也最晚，且下降速度相對較緩 。
此外，文章強調這些軌跡還會受到非 APOE 基因、共病症、生活型態與教育程度等隨機因素（stochastic factors）的調節，進一步增加了病程的個體差異性 。
Q5. 對於高齡（oldest-old）患者，在使用生物標記進行診斷時，本文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臨床考量與潛在限制？
本文特別強調，在高齡（尤其是超過 85 歲）患者中，多重共病理（multiple co-occurring pathologies）是常態而非例外 。這意味著即便患者的阿茲海默症生物標記呈現陽性，其認知功能障礙也可能同時受到其他病理（如：血管性病變、LATE、路易氏體）的顯著影響 。因此，單純依據生物標記陽性結果，可能難以準確判斷阿茲海默症病理對臨床症狀的「貢獻程度」，進而影響對抗類澱粉蛋白治療成效的預期 。基於此考量，文章引述的歐洲專家 Delphi 小組提出了依年齡分層的建議：對於 70 歲以下的患者，強烈建議使用生物標記；70-85 歲則根據個體臨床特徵考慮使用；而對於超過 85 歲的患者，則普遍不建議常規使用 。
Q6. 除了生物標記技術的進步，本文揭示了在將新診斷模式推向臨床應用時，存在哪些根本性的系統性挑戰？
系統延遲：即便技術到位，許多患者從症狀出現到獲得正式診斷，仍需經歷長達 20-50 個月的延遲 。其次是
資源與可及性：昂貴的 PET 掃描與具侵入性的 CSF 檢測，在全球許多地區（特別是中低收入國家）的可及性極低，限制了新診斷標準的普及 。
研究的同質性與公平性：絕大多數生物標記的驗證研究主要在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族群中進行 。部分研究已發現在不同種族或族裔群體間，生物標記的表現存在差異，這可能源於共病症盛行率或病理表現的不同 。因此，將現有標準直接應用於未被充分代表的族群時，結果的解讀需更加謹慎，這也構成了實現診斷公平性的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