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 2025 年由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Advance Alzheimer’s Research and Treatment (ISTAART) 發布的立場文章，正式宣告了阿茲海默症診斷思維的模式轉變（Model Shift）。
它打破了「無客觀缺損即無病」的傳統迷思，利用生物標記與影像證據，將主觀認知衰退（SCD）重新錨定為 AD 臨床第 2 期。
結論：要推動的不是「更早貼標籤」，而是「更早、更公平、更可行的主動腦健康管理」
6大提問
Q1：SCD 過去常被視為「正常老化」或「焦慮」，為何 2025 年這篇立場文件將其定義推向「阿茲海默症臨床第 2 期（Stage 2 AD）」？
Q2：SCD-plus” 特徵快速篩選出真正的高風險族群？
Q3：在缺乏客觀認知缺損的情況下，SCD 患者的大腦是否已出現可觀測的生物學改變？
Q4：SCD 患者未來演變成失智症的具體風險數據為何？這對臨床衛教有何意義？
Q5：除了昂貴的 PET 或 CSF，未來有哪些工具能讓基層醫師更有效地偵測 SCD？
Q6：隨著檢測技術進步，我們面臨什麼樣的倫理兩難（Ethical Dilemma）？
影片解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f_qNAdJso
Clinical definition,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detection guidelines of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due to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 A position paper from ISTAART SCD PIA
文獻出處
背景
主觀認知衰退（SCD）被定義為：個人自覺認知能力下降，但在標準化測驗中仍屬正常範圍，且不應由急性醫療或精神事件直接解釋。
SCD 並非正式診斷，但常被放在正常老化與 MCI 之間的連續譜位置，尤其在具有特定危險因子或已存在阿茲海默症相關生物標記者，其臨床意義更受重視。
近年之所以重要，是因阿茲海默症被視為可長達數十年的疾病連續譜；SCD 可能提供早期偵測、介入與預防的關鍵窗口。
診斷複雜性與預後的高變異性
定義 SCD 的臨床架構
SCD 的臨床構念強調「相較以往的持續性下降」：多以記憶主訴為主，但並不限於記憶；認知測驗需以年齡/性別/教育校正後仍屬正常。
- 盛行率差異：根據不同定義與評估工具，SCD 在老年族群的盛行率差異極大，介於 19% 至 70% 之間。COSMIC 研究顯示約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報告有持續性的認知擔憂。
文獻中 SCD 的量測極不一致：
參照時間（近幾週、半年、1 年、或「跟以前比」）
評估領域（只問記憶 vs 擴及注意力/語言/執行功能）
嚴重度與困擾程度是否被捕捉
這些差異會直接影響 SCD 與後續結果之關聯強度與可比性。
- 異質性：SCD 可能源自正常老化、焦慮、睡眠障礙、藥物影響，也可能是神經退化疾病的極早期。
SCD-plus 特徵：這些特徵包含：記憶特定的衰退、60 歲後發病、5 年內出現、伴隨擔憂、感覺比同儕差、持續存在、尋求協助、親友證實。
預測臨床進程
- 整體趨勢：SCD 並非必然進展，但平均而言，未來認知下降與臨床惡化風險上升。
轉變風險：SCD 患者進展為 MCI 或失智症的風險約為無症狀者的 2 倍。累積 4 年的轉變率，MCI 可達 27%，失智症可達 14%。
風險因子：高齡、女性、高教育程度、APOE ε4 攜帶者、生物標記陽性、以及伴隨憂鬱/焦慮症狀，皆會增加惡化風險。
親友證實的重要性：由配偶或親密親友證實的認知衰退，其預測價值高於患者單純自述。
微細客觀缺損：雖然定義上 SCD 無客觀缺損，但統合分析顯示，SCD 患者在整體認知、執行功能或記憶力上，其實已存在微小但在統計上顯著的差異，這可能反映了測試工具的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s）。
- 重要限制：相當比例 SCD 個體可多年穩定甚至緩解；僅靠一次橫斷評估或單一量表，難以準確區分良性擔憂與病理性軌跡。
評估與標準化的挑戰
工具缺乏標準化：目前缺乏黃金標準工具。現有量表（如 ECog, AD8, MAC-Q, CFI 等）在回溯時間（當下 vs. 過去一年）、評估領域（記憶 vs. 全局）與題數（單題 vs. 多題）上差異巨大。
相對「較能預測進展」的題項： 記憶特異擔憂、覺得比以前變差、以及對功能的影響。
多維度評估：整合：自述＋親友/研究者觀察＋脈絡因素（健康、精神症狀、用藥、壓力），並關注症狀「持續性」與縱向變化。
新興的大規模偵測工具
數位優勢：App 基礎的認知任務與被動行為監測，能在居家環境提供高頻率評估，捕捉傳統測驗遺漏的波動。
線上篩檢：如 Brain Health Registry 使用的網路版 ECog 已顯示出預測價值。
臨床路徑整合：當數位工具顯示顯著衰退（如 ECog 顯示持續比 10 年前差且伴隨擔憂）或符合多項 SCD-plus 特徵時，應轉介進行面對面神經心理測驗或生物標記檢查。
SCD 與早期神經生物學變化
生物標記與神經影像關聯
- 類澱粉：在 SCD 階段最一致、最常見的生物學訊號
在 SCD 族群中，類澱粉 PET 與腦脊髓液（CSF）檢測顯示：類澱粉沉積與更高 SCD 程度相關，且在 SCD 的比例通常高於認知正常對照，尤其在符合 SCD-plus 特徵者更明顯。
Tau：較不一致，但在「高風險 SCD」可用 tau-PET 看見
Tau 病理在 SCD 階段的偵測「較不穩定」，但在高風險者可透過 tau-PET 看到。
- 結構/代謝/連結性：出現「非常細微但符合阿茲海默症脆弱區」的改變
MRI：內側顳葉（尤其海馬迴）、楔前葉、眶額皮質等區域可見細微萎縮。
DTI、FDG-PET：白質完整性改變與顳頂葉/後扣帶迴低代謝。
fMRI：預設模式網路、執行控制網路、顯著性網路等連結性/活化改變，可能反映代償或早期失衡。
EEG/MEG：慢波增加與同步性破壞，符合早期神經生理改變
SCD 在 AD 生物分期模型中的定位
Stage 2 AD：在 NIA-AA 與 IWG 的框架下，SCD 加上生物標記陽性（Amyloid/Tau+），即使認知測驗正常，也被定義為 AD 臨床第 2 期（第 1 期為無症狀生物標記陽性，第 3 期為 MCI）。
血漿標記前景：雖然僅約 1-2% SCD 符合完整 ATN 標準，但約 20% 呈現 Aβ 陽性。血漿標記（如 p-tau, Aβ42/40）提供了一個具成本效益的篩檢工具。
可修正影響因子與社會心理層面
心理健康與人格特質的角色
雙向關係：憂鬱、焦慮與神經質（Neuroticism）人格與 SCD 高度相關。這些症狀既可能是 SCD 的干擾因子（Noise），也可能是神經退化的早期表現（Prodrome）。
- 憂鬱：憂鬱症狀常與更高 SCD 程度、困擾、求助、功能受影響相關，即便客觀測驗仍正常。
加成風險：當情緒障礙與 SCD 共存，或在客觀缺損出現前發生，往往預示著更高的退化風險。
社會與結構性決定因子
社會決定因素：教育、社經地位與慢性壓力影響症狀表達。文化差異可能導致某些族群的症狀被忽視。
研究缺口：現有研究多集中於高教育、白人族群，缺乏種族與文化多樣性，這限制了預測模型的通用性。
SCD 階段的介入策略
非藥物預防行動的窗口
介入時機：SCD 患者通常具備高健康意識與求知慾，
是導入生活型態介入的最佳時機。
- FINGER、MAPT 等研究，強調多領域生活型態介入（運動、認知訓練、飲食、心血管風險管理）能在高風險老年人中維持或提升認知。
正念與心理介入：正念（Mindfulness）療法顯示能改善心理健康並減少與情緒相關的 SCD 主訴。
風險揭露的不確定性和倫理議題
揭露的兩難：許多 SCD 患者渴望知道風險，但揭露生物標記結果需配合完整的衛教與支持，以免造成心理創傷。
- 潛在傷害包括：污名、保險歧視、過度醫療化；因此需要清楚指引、醫護訓練、以及完整支持架構，避免早期偵測「帶來傷害而非行動」。
告知本身會改變日後 SCD 的自述（知道自己高風險後更容易注意與回報），會干擾縱向追蹤解讀。Clinical definition, biological…
臨床試驗目標：SCD 且生物標記陽性者，應成為疾病修飾治療（DMT）臨床試驗的主要招募對象。
優化 SCD 評估與管理
關鍵缺口與未來方向
推廣統一標準（SCD-plus）。
整合生物標記進行精準風險分層。
釐清心理健康與 SCD 的因果關係。
擴大研究族群的多樣性。
開發針對 SCD 的非藥物介入策略。
建立生物標記結果揭露的倫理指引。
臨床實務的結構化框
初評：病史詢問，排除急性醫療事件、精神疾病或藥物影響。
若 SCD 與 6 個月內急性事件時間相關，短期監測與支持性照護可能更合適。
神經心理測驗：若測驗有缺損 → 導向 MCI/失智症路徑。
若測驗正常：評估 SCD-plus 特徵。
SCD-plus < 3 項：6-12 個月後重新評估。
SCD-plus $\ge$ 3 項：建議進行生物標記評估（需共同決策與衛教）。
生物標記結果：
異常：建議參加臨床試驗或密切監測。
正常：建議生活型態介入。
核心原則：無論路徑為何，持續的縱向追蹤（Longitudinal monitoring）與數位監測是關鍵。
個人想法
- 由於抗類粉藥物的出現，如何找到阿茲海默症早期，症狀尚不明顯的病人來開始治療，成了接下來臨床醫師要面臨的挑戰。
- 自覺認知衰退 （SCD）一直是臨床上的難題，所有臨床上可用的檢查都幾乎完全正常，但他們卻信誓旦旦的表示，我的記憶力真的和幾年前比差很多，現在多了生物標記的檢查這個工具。
- 當 SCD 伴隨生物標記陽性時，即為 AD 臨床第 2 期 (Stage 2 AD) 。這證實了我們長久以來的臨床直覺——病人的主觀感受往往比我們的客觀量表更早偵測到大腦的微細變化 。
- 但生物標記的正確性和如何解讀，以及如何配合上臨床症狀和患者個人的人格心理特質來做解釋，是失智專科醫師要注重和學習的重點。
- 目前的疾病修飾藥物（DMT）主要適應症仍集中在 MCI 或輕度失智症階段 。而SCD伴隨生物標記陽性的這群人處在一個尷尬的「治療空窗期」——我們只能告訴病人「你有風險」，但目前確仍無有確實臨床證據有效的藥物武器來即時逆轉 。而且目前接受這一類藥物治療仍要面臨有一定比例副作用的風險，在風險評估上也難有結論。
重點問答
Q1：SCD 過去常被視為「正常老化」或「焦慮」，為何 2025 年這篇立場文件將其定義推向「阿茲海默症臨床第 2 期（Stage 2 AD）」？
A: 這代表了臨床診斷思維的重大模式轉變（Model Shift）。過去我們習慣等到客觀檢測出現異常（MCI）才介入，但根據 NIA-AA 與 IWG 的最新框架，AD 是一個連續體。本篇論文強調，當患者出現主觀認知功能衰退（SCD），且伴隨 AD 生物標記（如 Amyloid/Tau）陽性時，即使神經心理測驗分數正常，在生物學上已可被定義為 「阿茲海默症臨床第 2 期（Stage 2 AD）」。這意味著 SCD 不再只是排除診斷後的剩餘選項，而是大腦神經網絡在代償機制瀕臨極限時發出的早期病理訊號，是進行疾病修飾治療（DMT）與生活型態介入的黃金窗口。
Q2：面對門診大量主訴「健忘」的患者，如何利用 “SCD-plus” 特徵快速篩選出真正的高風險族群？
A: 由於 SCD 異質性極高，為了從「雜訊」中過濾出「訊號」，SCD-I（SCD-Initiative）提出了 “SCD-plus” 特徵。研究證實，具備越多以下特徵的個案，其背後隱藏 AD 病理變化及未來退化的風險越高：
發病年齡 > 60 歲。
症狀在過去 5 年內出現。
對症狀感到持續性的擔憂（Worry/Concern）。
感覺比同齡人差。
症狀持續存在。
尋求醫療協助。
親友證實（Corroboration by informant）：這一點權重極高，旁人觀察到的衰退往往比單純自述更具預測力。
Q3：在缺乏客觀認知缺損的情況下，SCD 患者的大腦是否已出現可觀測的生物學改變？
A: 是的，影像學與生物標記研究揭示了「冰山下」的變化。即使認知測驗正常，SCD 患者（特別是符合 SCD-plus 者）大腦中出現 Amyloid-β 沉積 的比例顯著高於無症狀對照組。結構性 MRI 顯示海馬迴、楔前葉（precuneus）與額葉眼眶面（orbitofrontal cortex）已出現微細萎縮。此外，功能性 MRI（fMRI）發現預設模式網絡（DMN）的連結改變，這可能反映了早期的代償作用或神經網絡失效。這些證據支持 SCD 是神經退化過程的早期臨床表現。
Q4：SCD 患者未來演變成失智症的具體風險數據為何？這對臨床有何意義？
A: 數據顯示 SCD 患者面臨顯著升高的惡化風險。統合分析指出，SCD 患者進展為 MCI 或失智症的機率約為無症狀者的 2 倍。在高風險世代中，每年轉變為 MCI 的比率約為 7%，轉變為失智症的比率接近 2%。然而，臨床溝通需謹慎，因為仍有顯著比例（如 15 年追蹤下有 40%）的患者保持穩定甚至症狀緩解。因此，風險分層（Risk Stratification）至關重要，需結合年齡、APOE 基因型與生物標記來評估個別預後。
Q5：除了昂貴的 PET 或 CSF，未來有哪些工具能讓基層醫師更有效地偵測 SCD？
A: 論文強調了 數位工具（Digital Tools） 與 血漿生物標記（Plasma Biomarkers） 的潛力。
數位工具：透過智慧型手機進行高頻率、居家環境下的認知測試（如 app-based tasks）或被動行為監測，能捕捉到傳統單次門診測試遺漏的微細波動。
血漿標記：隨著檢測技術進步，血漿 Aβ42/40 比值或 p-tau 等高性價比工具，將成為篩檢 SCD 族群中 AD 病理的重要手段，大幅降低早期偵測的門檻。
Q6：隨著檢測技術進步，我們面臨什麼樣的倫理兩難（Ethical Dilemma）？
A: 當我們能在 SCD 階段（甚至認知功能尚可時）就偵測出 AD 病理風險，「告知」本身可能是一把雙面刃。雖然部分患者希望知情以規劃未來，但過早標籤化可能導致「預期性焦慮」、保險歧視或不必要的醫療化。更有趣的是，告知風險本身可能會改變患者對自身認知的監控，進而增加 SCD 的報告頻率，干擾後續追蹤。因此，論文強烈建議在揭露生物標記結果前，必須建立標準化的諮商流程與心理支持系統。